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随手拍”吗？专家解读******
对街上公众人物可以“随手拍”吗？
专家：发生纠纷应当依法协商解决
● 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日常生活中，“随手拍”、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不仅是公众人物，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
●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拍摄不构成侵权；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且拍摄场合在家中、私人场所等，则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
● 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照片在网络平台上传播，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随手拍、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一旦发生侵权纠纷，被偷拍者可以追究网络平台的责任，平台赔偿之后可以向发布者追偿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 本报实习生 王意天
近日，王某某在上海打人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相关报道多次冲上热搜榜。
1月12日，上海静安警方发布通报，11日4时许接报南京西路一商务楼门口有人被打。经查，王某某等人误以为在路边候车的陈某某对其拍照，遂要求陈某某不要拍摄，陈某某称未拍摄，双方发生争吵。王某某等人对陈某某进行殴打。经司法鉴定，陈某某综合评定为轻微伤。
随后，有媒体证实打人者为知名公众人物王某某。
不少人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在深入探讨隐私权的问题——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日常生活中，“随手拍”、街拍现象已极为常见，不仅是公众人物，连普通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其中的法律界限在哪里？
多位专家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未经被拍摄者同意的拍摄行为，涉嫌侵犯被拍摄者的肖像权，照片在网络平台中传播，也有可能导致被拍摄者名誉权受损，“随手拍”、街拍现象亟待法律规制。遇到未经允许的拍摄行为，应当依法协商解决，而不是依靠暴力。
偷拍行为屡见不鲜
隐私权边界须界定
记者注意到，王某某打人事件曝光后，网上有不同的声音：有网友猜测，拍照的说不定是狗仔，狗仔盯着拍照很烦人，活该挨打；也有网友认为，王某某是公众人物，哪怕当时真被拍了，也应该有被拍的容忍度。
实际上，公众人物、艺人等因被拍而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同样在1月12日，博主刘某某在其社交平台晒出了王姓知名艺人的视频，并发文“这回被他发现了，对不住了，下回我会藏好点”。后续两人发生纠纷，刘某某称自己险些被打。事情一出即登上热搜榜，引来网友热议。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公众人物、艺人的生活越发透明，一些粉丝也热衷于挖掘他们幕后的点滴生活。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逛街吃饭，公众人物、艺人的周围总会时不时亮起闪光灯。甚至有粉丝潜入到公众人物、艺人居住的小区，偷拍其生活照，严重影响公众人物、艺人的正常生活。
那么，到底能不能“随手拍”公众人物、艺人？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边界是否与普通人不同呢？
“相对于普通人而言，公众人物、艺人的隐私权或肖像权受到一些限制，‘随手拍’是否侵权则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说，如果其行程已经对外公布，且拍摄场合属于公共场合，这种情况下的拍摄不构成侵权；而如果其行程并未对外公布，甚至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且拍摄场合在家中、私人场所等非公共场合，则偷拍行为属于侵犯隐私权及肖像权的行为。
公众人物、艺人一旦发现自己被偷拍时，往往会采取行动制止粉丝、狗仔的拍摄行为，并要求其删除拍摄的照片。
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冯晓青分析说，从法律上讲，公众人物、艺人与普通人法律地位相同，同样有权禁止他人偷拍。但最终应以偷拍者用途判断，若偷拍之后纯粹用于个人欣赏或是在家庭、朋友小范围内传播，被偷拍人难以知晓，无须承担侵权责任；若是将照片公开或是用于商业目的，甚至用于不当场合且造成严重后果，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韬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段英子说，由于公众人物、艺人工作和生活的性质比较特殊，并且要考虑社会公众的知情权等因素，学理观点和司法裁判观点通常都认为公众人物、艺人对自己的一些权利内容受到损害应该有一定的容忍度。至于“容忍度”的边界问题，需要考虑社会普遍公认的道德标准，即不能无底线地损害其基本的人格权。
如果被发现偷拍，公众人物、艺人该如何制止呢？
段英子说，偷拍、街拍纠纷一般都在现场发生，难以照本宣科地建议被侵权者向法院寻求救济，如果采取私力救济，双方也应当友好沟通，控制好“度”，避免纠纷升级。
街拍暗含法律风险
随意拍摄可能侵权
在生活中，不仅仅是明星大腕，人人都可能成为被拍摄对象。当下街拍流行，“摄影师”只需拉近镜头，按下快门，一张人物特写的街拍就完成了。其中，很多照片并未经过被拍摄者的同意，其肖像就被定格在照片中，随后被上传到网上。
甚至有人假借街拍之名，行不法之实。去年1月，四川成都一男子在公共厕所对女性进行偷拍，被周围热心市民发现并当场制伏。经民警询问，该男子对上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最终被行政拘留5日。
冯晓青说，偷拍毫无疑问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是民法典中对隐私权的保护，还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未经允许偷拍他人，甚至将偷拍获得的照片进行扩散，都是侵犯他人隐私权的表现。我国刑法还规定了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对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作出了规定。其中，窃照(即偷拍)造成严重后果的，可判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无论是街拍还是偷拍，如果是对人物肖像的拍摄，都会涉及被拍摄者的肖像权。根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肖像作品权利人(就街拍的情形而言通常是指摄影者)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段英子说。
段英子进一步分析说，如果拍摄的内容或者拍摄手法比较特殊，例如拍摄他人在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的私密活动，拍摄他人身体的私密部位等，根据民法典规定，可能侵犯被拍摄者的隐私权。比较恶劣的行为，还有可能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甚至触犯刑法。
“在未经被拍摄者允许的情况下不能随意拍摄，更不能随意发布，因为偷拍行为通常侵犯了被拍摄者的生活安宁权以及肖像权。”赵占领说，如使用目的为展示特定公共环境，不可避免地拍摄了他人的肖像，但未把他人肖像作为画面主体进行展示，未暴露他人隐私的，不涉及侵犯他人肖像权和隐私权。
未经允许传播照片
平台可被追究责任
在拍摄过程中，一些“摄影师”喜欢将人们最真实、最自然的状态记录下来，而要展现这种状态的前提，则需要被拍摄者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拍摄，由此产生了特有的街拍分支，但拍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各种误会。
来自上海市徐汇区的摄影爱好者小曾回忆说，有一次拍摄一位小吃摊老板认真工作的样子，对方发现他在拍照后，急忙收拾摊位，头也不回地跑掉了，正在制作的食物也都被打翻在地。事后小曾找到这位摊主，表示自己只是觉得画面很美，就给拍了下来，而摊主则以为小曾是执法人员，要拍照留证扣留摊位，这才产生了误会。
“后来，我每次拍摄前，都会征求被拍摄者的同意。”小曾说。
江苏省无锡市居民小李向记者介绍了她的“遭遇”：去年4月，她在刷朋友圈时发现自己的照片成了别人的头像，并且连自己走路时的照片也被人发到了聊天交友网站中。这让她十分吃惊和气愤。
后来追根溯源才得知，小李和朋友去年3月份外出游玩时，朋友在小李不注意时拍摄了这组照片，事后将照片上传到个人社交平台，没想到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尽管朋友第一时间删除了这些照片，但这些照片还是在网络上流传开了。
冯晓青告诉记者，街拍照片需要区分是否将照片公开，未经公开的收藏、欣赏行为并不会产生相应法律后果，从社会层面也不会对被拍摄者产生不良影响。而照片一经公开，则要根据传播范围、影响程度等确定侵权程度。
赵占领说，偷拍、街拍者发在网络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即便原本作为收藏之用，但如果被其他人二次传播，对被拍摄者造成不良影响的，偷拍、街拍者仍需承担侵权责任。
“发现被拍后，被拍摄者要求删除图片或者视频，就是在明确表达其不同意自己的肖像被公开或制作，是以私力救济的方式要求拍摄者停止侵害自身权益。拍摄者最好配合删除，否则权利人有权通过司法途径要求拍摄者承担民事责任。”段英子说。
那么，怎样的“随手拍”、街拍才是正确的拍摄方式呢？
“有些拍摄者可能有一个认识误区，觉得在公共场合拍摄或者发布的时候不营利就可以了，实际上根据法律规定，无论是拍摄还是后续的使用、发布等行为，都需要得到被拍摄者的同意，否则就有可能侵犯其肖像权。”段英子说。
对于未经允许的偷拍、街拍照片在网络平台上广泛传播，平台又该采取何种措施？
冯晓青说，发布者肯定应当承担责任，平台与发布者之间有相关协议，但协议对第三方被偷拍者无约束力，且合同具有相对性，一旦发生侵权问题，平台不能推卸责任，被偷拍者可以追究平台责任。平台赔偿之后，可以向发布者追偿。
“民法典较以前的民法通则而言，对肖像权等人格权已经作出了比较细致的规定。如民法通则主要强调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而民法典不再区分拍摄者的目的是否是营利，这是一种对民事主体的肖像权更为周到的保护。”段英子提醒说，拍摄也要依法而为。
漫画/高岳
全国多地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便利群众“云就医”******
互联网医疗便利“云就医”
“我已经第四天发烧38.5摄氏度以上了，是不是要赶紧来医院看一下？”“孕妇的退烧药用哪种更安全？”“小孩子退烧后精神状态不太好，要如何处理？”“家里老人需要长期用药，往返医院配药取药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这段时间，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以及有关互联网医疗服务新规的颁布，多个互联网医疗平台新冠相关咨询问诊量不断增长。
记者了解到，面对新冠疫情防控新形势新任务，多地充分发挥互联网医疗平台作用，创新方式方法，积极为患者提供开具治疗处方、送药上门、心理咨询、用药指导等服务，便利群众就医用药，以推进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为契机，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为群众解决就医问药难题
“这几天再不去，我的药就要没有了。”浙江杭州市民沈阿姨有点着急，因为是高血压患者，最近这波疫情，家人怕她体弱感染病毒，就把正打算出门问诊的沈阿姨拦了下来。一旁的女儿拿出手机，点开“杭州市中医院”微信公众号，让她试试“互联网医院”，从菜单栏进入“互联网医院”在线复诊开方。不到10分钟，沈阿姨就在手机上完成了挂号、开方、付费，后续只要在家等着药品配送上门，连出门排队、取药的时间都省了。
像沈阿姨这样，患者只要选择“杭州市中医院”官方微信服务号或订阅号，就能实现“在家看病”。近一个月来，呼吸科、儿科复诊量较大，抗病毒中药制剂及退烧药物需求最多。
全国各地都在广泛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1月12日，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线。其特色是，将信息化与中医药有机结合，打破传统医疗服务时空距离，满足新形势下群众居家诊疗、看病购药需求，实现诊疗服务再升级、服务内涵再拓展、便民成效再提升。动动手指、足不出户看专家，让“信息多跑路、患者少跑腿”，切实提升患者就医感受。
在北京，各主要三甲医院均已开通互联网诊疗服务。2022年11月10日，北大肿瘤医院发布动态信息介绍，正式开通“北肿云病历”APP初诊患者免费咨询服务；2022年12月8日，首都儿科研究所开通“新冠咨询”线上服务，实现医疗资源的扩容，为居家患儿提供方便；2022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表示，共有30个科室已经在互联网医院出诊，工作日及周末、节假日均开放互联网诊疗服务；2022年12月12日，北京朝阳医院开通“新冠感染在线问诊”服务；2022年12月14日，北医三院表示，北医三院互联网医院(北医三院APP)现开设“发热诊疗专栏”，支持首诊开药……
在上海，趁着中午时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临床药学部审方药师金磊拿出手机，处理来自互联网医院上未审核的处方。目前新华医院互联网医院门诊每日的接诊量已达此轮疫情前的6倍，共有700多名医生在互联网医院上进行了注册，覆盖所有科室，通过排班，确保每天每个科室都有医生在线。
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绍，2022年12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印发了通知，要求各个医疗机构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按照诊疗方案，以及居家治疗指南，为出现相关症状的患者提供互联网诊疗服务，开具处方，由线下进行药品配送。
“通过互联网医疗，根据诊疗方案以及居家治疗指南，为出现新冠症状的问诊患者开具相应处方，通过线下第三方配送提供相应的药品。同时，我们也要求医疗机构提供24小时线上咨询用药指导，以及分时段预约诊疗的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削减医疗机构瞬时的就诊高峰，减少人员聚集，降低患者到医院就诊发生交叉感染的风险。”焦雅辉表示。“针对非急诊情况推动分时段的预约诊疗，通过这种预约诊疗，降低和减少到医院同时就诊的人流高峰，分流患者，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通过精准的分时段预约诊疗，缩短在医院等候的时间。”
全国各地出实招
在国家卫健委发出通知之后，各地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推出了因地制宜的措施。从支付方式到医院参与方式，从技术手段到宣传普及，有效吸引广大群众参与。
1月8日，福建省医保局出台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医疗服务收费政策，将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首诊服务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持续优化“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为患者医保就医提供方便。根据新政策，出现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符合《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的患者在该省公立医疗机构互联网医院进行首诊并在线开具相关症状处方，首诊诊查费纳入医保支付，不设个人先行自付比例。同时，新冠病毒感染互联网处方、药学服务实行线上线下相同的医保支付政策，切实保障患者无接触就医需求，促进医疗机构新冠病毒感染就诊人群线上线下合理分流。
作为上海“一网通办”总门户移动端，“随申办市民云”APP全力打造该市新型就医服务体系，现已接入25家医院和6个区，向市民推出“互联网医院”应用服务，医保和自费的复诊患者本人和绑定亲属关系的家人，体验线上复诊、医生端可开具处方、报告查询、患者在线支付药费、药品自取或配送到家等多项就医服务。
截至目前，广东省全省三甲医院已全部开设互联网医院，为全省居民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健康医疗服务。数字显示，2022年12月12日至31日，广东全省互联网医院共服务124.68万人次，日均服务6.24万人次。如果按一家医院1天1万人次的门急诊量来计算，相当于新增设了6家大中型医院，有效缓解医院门诊压力，降低就医交叉感染风险。
近日，安徽省医疗保障局、财政厅、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贯彻实施“乙类乙管”后优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的通知》，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治疗费用医疗保障相关政策进行优化调整，自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之日起施行，先行执行至2023年3月31日。《通知》要求，住院医疗费用全部纳入综合保障，救治医院定点范围扩大到所有收治医院。
依托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平台，湖南省开设了“互联网医院”入口，目前已有70家医院入驻，群众一键即可获得新冠健康咨询、就医指导、预约诊疗、在线处方、药品配送等线上医疗服务。点开“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微信公众号，在热点服务中就能找到“互联网医院专区”。这个专区是湖南省互联网医院的统一入口，集中整合发布全省已审核确认的互联网医院和互联网诊疗平台信息，并为全省群众提供互联网医疗服务。目前已入驻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等70家医院的互联网医院，名单还将继续更新。
为适应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后人民群众的医疗服务需求，黑龙江省卫生健康委牵头开发上线了“健康龙江新冠医疗服务”小程序，汇集互联网医院、互联网发热门诊、在线药房等线上医疗健康服务资源，对接线下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以医务人员队伍为支撑，为新冠患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健康管理指导和医药服务。
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互联网医疗，既包括实体医院的“触网”，也包括很多在线医疗平台、医疗企业的积极参与，多管齐下，实现提质增效。
一些地方对互联网医疗资源进行了很好整合。
比如广东，近年来加快推进“互联网+医疗健康”示范省建设，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支持有条件的医院建设互联网医院。截至2023年1月4日，入驻“粤健通”微信小程序互联网医院服务平台的互联网医院达160家，覆盖综合医院、中医、妇幼、口腔、皮肤、眼科、肿瘤、职业健康等不同类型的医院。登录“粤健通”微信小程序后，点击选取相应的互联网医院，即可获得互联网医院专家提供的健康咨询、就医配药等服务。
大量在线医疗平台的加入，也为病人提供了及时帮助。很多医生借助这些平台，与病人实时互动。
“目前，实体医院‘触网’的积极性大增，互联网医院已由实体医院的‘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微医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用户的在线诊疗习惯不断增强，医生参与线上诊疗服务的意愿随之大幅提升。相关调查显示，83%的医生愿意尝试线上诊疗服务；与疫情前相比，医生参与在线问诊、患者科普、复诊续方等服务的频率和时间投入均有显著提升。
2022年12月15日，泰康在线“线上发热门诊”上线，由泰康海南互联网医院提供医疗服务，截至2022年12月31日已累计服务超8000人次，在助力缓解线下医疗资源紧张，帮助新冠相关轻症患者及时就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所有在泰康在线“三端一微”的客户，均可享受足不出户的远程医疗咨询及配药需求。其中，在线问诊承诺全天候服务，随时响应咨询问诊需要。此外，在线问诊还扩增了儿科、妇产科、骨科等科室的医疗咨询服务，满足客户多种疾病并发的就医需求，同时药品品类丰富，包括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各类炎症等常见疾病的药物。
1月6日，“陕健医集团新冠防治网上咨询服务信息化平台”上线。据了解，该平台由陕健医集团联合优享健康合力打造，作为一家国企医疗集团企业，陕健医集团通过整合下属66家国企医疗机构呼吸内科、感染科、儿科医生资源，运用“互联网+医疗”思维，简化问诊流程，让医疗咨询服务突破时间、地域局限，解决新冠患者特殊时期就医挂号难、与医生沟通不方便的问题，全面提升患者就医咨询体验，让医疗服务变得触手可及。据介绍，目前该咨询平台已开通呼吸内科、感染科、儿科3个科室，有100多名医生专家入驻咨询平台。咨询平台为不方便出门的患者提供语音、图文、视频3种方式的问诊咨询服务。
1月11日，“强国医生”首个心理健康服务“好心情健康”小程序上线，提供心理健康测评、在线问诊、极速提问等多种心理健康服务，心理问题实现实时在线问诊、咨询。“好心情健康”是心理医疗和健康数字化服务平台，目前注册医生5万余名，其中临床精神心理科医生逾4万名，通过智能化、数字化和专业化的临床技术，提供线上和线下心理医疗服务。在强国医生“好心情健康”小程序中，“首页”有在线问诊、复诊开药、量表测评、极速提问等功能。
以推进开展互联网医疗服务为契机，许多地方创新模式、深化延伸在线服务，进一步方便患者在线就医，切实提升互联网医疗质效。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党委委员屠志涛介绍，目前北京可开展新冠症状互联网首诊并给予价格和医保政策支持，公立医疗机构可在线提供新冠相关症状的首诊服务，按照线下医事服务费价格政策执行，纳入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与线下报销标准一致。北京还积极推进医保在线支付功能，实现全程脱卡结算，为参保人员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浙江省医保局副局长徐伟伟介绍，为了方便患者，近期浙江医保部门推出了“患者在线就医、药品线下配送、医保线上支付”就医新模式，扩大线上就医配药可以报销的医院、药店范围，优先将治疗发热、咳嗽等医药费用以及高血压、糖尿病等12种慢性病治疗费用纳入“互联网+医保”直接结算。
